――访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

    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形成了关于民主的政治共识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不断探索，您能否简要地评价一下我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状况？

　　杨光斌：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起来，民主的具体程序和制度安排也在不断发展，民主制度创新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体现得更加充分。

　　民主制度创新有两个方面，一是党内民主，二是人民民主。

　　制度创新主要有自发秩序和人为制度设计两种方式。

　　从发展方式来看，党内民主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为制度设计。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不断扩大，出现了一些新进展。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苏州市长由过去的常委会决定到全委会表决通过，显然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动。

　　此外，自下而上的地方党内民主实践也在展开，例如，乡镇一级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就已经在四川、云南展开。比较而言，人民民主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自发秩序，比较典型的就是村民选举。

　　民主的核心是选举，村民选举是自发的一个最典型的民主制度安排，它是选举式民主的代表。相比选举式民主，我认为协商式民主的形式更适合中国国情，这几年在各地的制度创新中也越来越多。协商式民主比选举式民主对民众的要求更高，因为它需要民众具有宽容、理解、妥协等精神，而协商式民主的政治过程也显得更加复杂。此外，还有参与式民主。新兴社会组织的兴起，其政治参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参与到很多政治决策的过程当中，比如很多环保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以上是民主发展的三个特征和表现形式。

　　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外，观念更加重要。我们看到，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形成了关于民主的政治共识，那就是中国需要民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种共识性观念是民主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进行制度建设，为政治参与提供渠道

　　记者：正如您刚才提到的，观念的形成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此外，您认为有哪些现实因素正在推动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杨光斌：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的主体。我国政治参与的主体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型政治参与主体”转化成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利益型政治参与主体”。利益多元化条件下的利益主体相对独立，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利益诉求，其权益受到侵害时会义无返顾地去保护自身利益。当然，保护自身利益要通过法治渠道，而法治正是民主的重要部分。

　　全球化使人们的利益和诉求高度趋同化。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可能对另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全球化的力量不容低估。信息技术也使民众对内部和外部事物的了解渠道变得难以控制，民众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要求由此变得越来越强烈。截至今年9月，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达到1.72亿。很多情况和信息都是通过信息技术透露出来，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与其被动地应付不如主动地进行制度建设，为政治参与提供渠道。我们知道，党中央也非常重视每天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关注民众的要求和利益表达。

　　市场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都是中国与时俱进地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因素。

　　记者：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您刚才也提到应该通过制度建设为政治参与提供渠道，请问，今后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杨光斌：首先，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发展基层民主定位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百姓的民主诉求，一般都是因为身边的事情而产生，多发生在村一级、社区一级。因此，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首先还是要带动基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夯实基层民主。我上个月到深圳，深圳作为特区，不仅经济发展走在前列，据我观察其政治建设有很多方面也走在了前列。比如设立人民代表接待站和专职的人民代表联络员，每天至少有一位人民代表在现场听取民众反映情况，这一制度创新有效地避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空转”现象。我们应该看到，在村民选举之外，基层民主的制度空间还很大，因此应该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其次，应该激活和完善既有的制度。我们很多既有的制度设计非常好，但再好的制度不运转也是空的，应该激活既有的好制度。比如我们既有的信访制度，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很好的利益表达渠道，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让信访制度真正地运转起来，而不是怕民众上访，甚至截访。

　　最后，就是在民主政治中，各级政府干部要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民主不只是强调公民权利，同时也是对政府的约束和限制。在民主政治当中，工作方式更加复杂，这就需要政府改变“一言堂”的简单的工作方式和作风，更多地去倾听和协商，与百姓和社会组织共同治理，而不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

　　新提法代表着新观念，表达权的提出抬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主体地位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表达权，是一个新的提法，也是根据近年的政治参与的新状况、新形式提出的。对此，您怎么看？

　　杨光斌：新提法代表着新观念，观念改变世界。据统计，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民主的新提法达到60多处。这些新提法中的很多都是基于地方经验提出来的，是对既有经验的总结。

　　这些新提法中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表达权”，它使民众的主体色彩更加突出，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主体地位。当然，民众的表达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选举、协商、听证会、信访等。表达权的提出是对我国过去的民主形式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肯定和总结。

　　我相信，党中央既然提出要重视民众的表达权，那么地方政府在如何对待民众的表达权上都会采取相应的做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比如更多地与百姓协商而实现共治，而不是简单的强制式管理。

　　民主制度如果没有公民意识作基础，是无法运行的

　　记者：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今后主要有哪些？

　　杨光斌：第一，推进国家权力机构的民主政治建设。过去，人民代表大会的城乡代表比例是4：1。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城乡代表同等比例的民主政治如果得以实现，那么，不同的利益诉求将在立法上得到体现，这样的制度建设将为国家公共政策更加合理提供制度基础。

　　第二，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任期制、常任制和票决制。任期制、常任制是指党代表大会的任期制、常任制。党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一个重要的反映渠道就是会议，面对面的会议上的沟通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常任制有利于党内民主的发展。此外，报告还提出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如果说国家权力机关的民主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那么党内民主自上而下的实现则相对容易，可以先行。

　　第三，发展基层民主。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基层民主提升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把发展基层民主定位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这在刚才已经谈到了。

　　第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在民主决策过程中，通过转变决策方式实现公共治理，很多地方拥有很好的经验。最典型的是前几年发生在深圳的“西部通道”事件，政府、民众协商达两年之久，付出了很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修改了政府原有的方案，最终得到老百姓满意的结果。可见，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上通过协商实现共治，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第五，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过去西方曾经有个“阳光法案”，大大减少了证券交易中的腐败，保证所有的证券交易公开进行。此次党的十七大报告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写入党的文献，是很了不起、很有胆识的做法。报告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在我看来，这就是要使权力结构均衡化，即实现权力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平衡。权力的产生要是一个民主的过程，权力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这是权力的上游；权力的执行要民主，即决策要民主，这是权力的中游；权力的执行必须要受到严格、公开的民主监督，这是权力的下游。

　　以上五点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方面。而制度能否成功运转、能否变成一种习惯，还有赖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公民意识教育，即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民主制度如果没有公民意识作基础，是无法运行的。很多国家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民主政治文化没有跟上，只有民主的形式却没有民主的内容。

　　记者：民主政治实践的过程本身是否就是公民意识教育的过程？

　　杨光斌：公民意识教育一方面体现在书本、课堂上，比如中学生的政治课内容现在就很丰富，会告诉学生什么是好政府、什么是好公民。教育是一个最传统的渠道，学校本身就是培养公民意识的场所。

　　然而，真正的公民意识的形成，还有赖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置身其中的政治活动。例如，重庆开县的马柳乡的民主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乡政府转变工作方式，公共事务由百姓投票决定，这逐渐成为该乡治理的一种机制和常态。在这个过程中，百姓的公民意识就得到了培养。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有序地、渐进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您怎样看待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杨光斌：第一，理论逻辑的要求。既然民主和自由是普世价值，民主是必然且无法回避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要求党内民主不能落后于人民民主，应该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第二，权力逻辑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核心，而权力都是有层次性的，如果作为权力外围的人民民主搞得轰轰烈烈，而权力核心的运转方式不改变，显然是不协调的。

　　第三，现实逻辑的要求。从历史与现实看，中国政治建设的主导方式多是自上而下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汇聚中国绝大部分精英分子的组织，当然能够认识到这种潮流和形势，并达成基本的政治共识――党内民主。

　　当然，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也有着促进作用。人民民主是一种自发的民主形式，如村民选举、温岭式的恳谈会以及参与式民主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着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必然要对人民民主作出回应，而回应的过程本身也是党内民主发展的过程。

　　记者：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已经确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将面临哪些考验和挑战？今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又面临着哪些重要课题？

　　杨光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有序地、渐进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深受民主之苦，深受民主之害。远的不说，就以台湾为例，其所谓的“民主”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产生了极大的伤害。如果民主以动摇道德根基为代价，那么这样的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呢？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是约束政府的，也是约束老百姓的。当民主大规模地到来的时候，如果制度不配套，往往容易出现混乱。如何防止按多数人意志所产生的权力因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撑和制约而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是从古至今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民主是一种权力结构，而这种结构是由多层次的制度安排构成的。民主政治不仅有选举，还有其他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要倡导民主，但更多的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法治建设的工作。法治就是要让各种权力建立在有序的基础上。

　　此外，还要培育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公民文化。民主在文化层面上包含的平等、自由、协商、分享等公共精神，保证民主得以健全地运行。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本”思想，但是“民本”其实强调的是“顺民”；同时，几千年的专制主义政治又留下“王道”、“霸道”的政治文化遗产，不讲平等，不讲妥协。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悖论。如何让拥有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老百姓享受和运用民主制度、培养民主习惯、形成民主能力，是最根本的挑战。文化的培养和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在民主实践中不断训练，这个过程将非常漫长，恐怕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懈努力。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或那种民主，都是人家经过几百年演化以后的模式。我们很多人往往以它的终端模式、终极结果来判断今天过程中的民主。“模式”是终端化的东西，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过程”达到的。国家成长“过程”可以学习和借鉴，但是不可模仿，也难以模仿。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都是长期演化的产物，其中的复杂性、艰难性甚至残酷性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因此，比较民主政治的制度变迁的过程，比单纯地比较民主的模式更能说明问题。“过程”才更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任何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很难在舍弃“过程”的情况下而直达一个所谓理想的终极化的“模式”。每个国家实现民主的过程都是独特的，民主化过程是不可复制的。（记者　双华斌）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